门的骨干。您要知道，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，而是密如织网、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。因为市长3-4年就会更换，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，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、20年。更要紧的是，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，因此在很多方面，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、更直接……”莫德迅耸耸肩，“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民主体制的不健全，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发，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。更何况，谁都承认，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民主体制，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吧。”

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，不仅香港，上海的工部局、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。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，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，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，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。

“阁下，我刚才说的是广州自身的变化，不过，这还不算粤港之间最重要的变化，最重大的变化是目前的人员流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。”

“有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去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但也有更多的人跑回中国去。”

丘吉尔笑了，拍拍莫德迅的肩膀：“你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……”

“不，前段时间我利用空余时间做过分析。到香港来的中国人主要是两类人，一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，在斗争中失意的军阀政客，以及在竞争中被排挤出来的土豪，以及在治安整肃中被清扫出来的黑道头面人物；而另一类则是刚刚脱离了土地，差不多除了随身衣物外别无他物的赤贫人士……前一类主要是消费者，除了钱没有特别的贡献，反而经常发生事端；后一类虽然为香港低端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，但几乎都是文盲，只能做最简单、无用的重复劳动。”莫德迅将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而离开的人呢？除了一部分其他原因外，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力及其家属……”

丘吉尔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，“你的意思是，香港的产业熟练工人正在逐步流失？”

“没错，正是这个迹象。一方面是因为广州更为优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产业迁移，带动着工人随同前往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有大量与香港类似的产业，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，无形中就把人员给吸引走了。”莫德迅介绍道，“同样一个工人，到了广州之后能多拿15-30的薪水，哪怕是同样的薪水，因为广州物价更低，他们能剩余更多。”

丘吉尔沉住气，问道：“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接到相关汇报？”

莫德迅苦笑一声，别看他在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，真到了英国国内其实什么也不是——别说他没有写这个报告，即便写了，也不见得能够呈递到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手中，倘若没有这次赴京之行，他们之间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，他可不想自讨没趣。丘吉尔也就是下意识地一问，以他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洞察力，下一秒钟就完全明白了其间的前因后果。

他拍拍对方的肩膀：“这次与中国方面谈判，你就做我的特别助手吧，我认为你要比北京城里只知道风花雪月、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可靠得多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这次与中国的谈判，绝对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……”